我的童年

今年冬天格外的寒冷，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披上银装，创下十几年来的低温记录。此时人们会想起两个以气侯命名的中国城市，浙江的温州和台湾的恒春。


温州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那里长大、完成小学、初中直至高中畢业。那时的温州没有大学，只得离开故乡外出升学，真没想到这一走己超过半个世纪。

温州是个中等城市，古时有城墙，日本侵华时为了百姓逃命才决定拆除城墙，也正是我出生的那年开始拆的，我懂亊时就设见温州有城墙，只留下东门、大南门、小南门和塑门（北门）这些地名。拆了城墙后的旧城区，面积也不大，从南到北步行也只要一小时。现在的温州市面积扩大了几十倍，当年的旧城区已成为市中心地区。

温州面向东海，北依瓯江，过了江就是高山了，她的西面和南面也都是高山，是个被高山包围着的沿海城市。正是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带给她冬暖夏凉的气侯。也不乏优美的景区，留下雁盪山和南溪江等国家级風景名胜。

温州旧城区最南端的一条小街叫茶院寺，它是一条由不规则的花岗岩舖的小路，路两旁尽是旧式木平房，别看街道颇为破烂，但它沿南塘河而建，南塘河是温州的母亲河，当年河面广阔，河水清澈，不远处有座巽山，山上有古寺，山顶有右塔，难怪有人说茶院寺是个風水地。

一百多年前，我祖父隻身来从江北农村来到茶院寺这个地方，在南圹河边的一间木平房定居下来，我奶奶比他小12岁，在那个年代也算少见，我奶奶倒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他们都不识字，但奶奶非常聪明能幹，也十分勤劳，靠着日亱编制草鞋，又能省吃儉用，慢慢地积黑累了财富，她看到了南圹河的天然条件，与爺爺一起开起了“陈同盛” 竹行，做起毛竹的买卖生意。当时温州的竹品手工业很发达，当年的雨仚除了仚面用纸和桐油外，其余部分都是竹制的，其他竹制品更多，这些手工业者都是单幹户，需要向竹行买毛竹，而浙江西部山区盛产毛竹，通过瓯江，很方便来到南圹河，逐逐地这个竹行远近闻名。没多久他们买下了马路对面的两層楼大屋。

这个大屋就在一个叫“茶院寺” 的尼姑庵旁边，门口的这条路就是以它命各的，庵内有三个尼姑，她们是三代人，他们以师傅。师婆来称呼，奶奶毎年都会给她们粮食，几个尼姑同我们家时有来往，我小时记得有这么件亊，小尼姑十几岁时，需要送去做受戒仪式，就是要在她的头顶上用燃香烫出几疤痕，她害怕了，这个小尼姑见识一个在庵里做手工的男青年，当天小尼姑被剔了光。第二天要送受戒了，就在当晚小尼姑冒着雷雨跑去找那穷青年，当她进门时惊见她的恋人已被雷打死，她无奈之下只得嫁给死者的哥哥，说来也真怪，但确有此亊。

我出生在大屋里，当时家里有八亩地，其中一亩用来種瓯柑（当地的一種橙），其他的種稻子，我家二楼有谷倉，屋旁有葡萄园，葡萄架下種蔬菜，家里还养了两头猪，几十只鸡，一家人的厨余用来喂猪，猪糞又拉到自家田里去当肥料，父亲俩兄弟不分家，全家十几口在一起以这種自给自足的方式生活着。门前小街还有好多间店铺出租。二叔邦忙打理毛竹生意，我父亲外出做行啇生意。家境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算衣食无扰，在大南门外也算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

1937年7月7日卢汫桥事变，掀开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第二年我出生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国共内战接着爆发，1949年总算解放了，但觧放后直至1950年，国民党飞机每天从台湾飞来温州，轰炸的恐佈至今历历在目。当年我才12岁。不难看到我的童年家境算不错，但是在战争的阴影下成長的，死神与我擦身而过，日本的侵略还夺走了我的亲人。

我从三岁左右开始有点隐隐约约的记忆，我只记得有一次我的头破了，妈妈带着几个月大的弟弟，通屑把我搂在她的怀里，. 长大一点后，妈妈告诉我，我在家里跌倒了，我的头撞上了柱子下面的磐石，血流不止，她们用布包上，仍见血水外渗，她们撕下一片棉袄来包，不见血水外渗了，以为已止了血，到了半亱因失血过多而昏迷了，这才只得托人找医生。那是日本佔领期间，没有医生开业，父亲好不容易请来了温州外科名医郑則时大夫，他用镊子往伤口塞迸一个小小的棉花球就止了血，我从此，白面书生一个，直至高中才开始没有贫血了。郑大夫的救命之恩我一直记得，是因为他不仅救了我，后来他的儿子还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

另一件令我不能忘怀的事，我原来有个比我小三岁的弟弟，他一出生，爸爸就说这孩子不易养，命理不好，缺水、又缺木，给他取个名叫森淼，但最终也难逃一劫。

弟弟三岁那年，跟着二姐和我，我们要把稻草背到一间离家不远的大屋的二楼去存放，那屋很大，光照不足，以前住过国民党的伤兵，听说死了不少人，不住伤兵后也住过几家人，时有闹鬼，没有人敢住了。我们家借用楼上堆放稻草。楼梯在大屋的中间位置，那天下午，我和二姐背稻草上楼，亊先叫弟弟在梯口等我们，不料他还是跟着上，上了一半又慢慢下着楼梯，当我和二姐准备下楼时，惊见一个男人披麻带孝，披头散发也从楼梯下去，我们只见背影没见正面。我们吓呆了，不知他是人还是鬼，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更不敢冲下去拉我弟弟，站在楼上的楼梯口目送那人在楼梯上与弟弟擦身而过，他也没碰我弟弟一下，那人下楼后，我和二姐马上下了楼，楼下仍是空空的大屋，没有人呀？，我二姐是学医的，又是个老共产党员，可以说是个双料的唯物主义者，几十年来她也仍记得这段经历，也找不到答案。

淪陷的日子，家人大小都长了疥瘡，癢不堪言。蚊子又很多，虐疾横行。不久，弟弟病了，他发烧不退，当时温州淪陷，也很难找到医生。我很喜欢这个弟弟，他平时也总是喜欢跟着我，他生病的日子，妈妈带着我们俩兄弟睡大床，爸爸则在房间里的另一张小床上睡。

弟弟的病没见好，体温更高了，一天凌晨时分，我正抱着弟弟睡，听见妈妈哭着对爸爸说：您怎么吃得下？，我被吵醒后，看见爸爸坐在小床上啃着蕃薯，妈妈告诉我，你别抱着他了，他死了！，叫我下来到小床上睡。就这样我没有了十分可爱的弟弟，听说也是得虐疾病故的。如果不是日本鬼的入侵，他会得到医治的。

日軍侵华八年，抗战胜利我不足七岁，我只记得我跟着家人逃难去了深山一个尼姑庵，后来知道抗战期间日本鬼三次侵佔温州，每次佔领时间不算长，鬼子走了，我们又囬到温州，日本轰炸机时来轰炸，小时很多时在轰炸声中度过，

日本投降的当年，我爺爺病得很重了，也不知什么病，记得家人曾给我钱和一个装万金油的小铁盒，告诉我地址，叫我找那个地址，把钱和小铁盒交给里面的人可以了，我在南门一条巷里找到门牌，推门迸去，看到几个男人横躺着抽着煙竿，只见老板把黑色膠质的东西装入小铁盒交给。，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在西。长大后知道那东西是鸦片，温州人叫乌煙，也许大人怕抓，才叫我去，那时我不足七岁。我不知道是给爺爺治病还是止痛用，没多久爺爺还是去世了，七十岁，在当时也算是名符其实的古稀之年。

觧放那年我巳十二岁了，记忆己很清晰，那时的国民党已非常腐败，街上随时可见士兵任意打人，要菜贩挑菜去兵营，不给一分钱，通涨十分严重，几天内物价可升一倍，我们当孩子时拿了点利市钱都要马上去买几包火柴存放着，难怪有人用麻袋装“金元卷”（ 当时的货币）去买东西。这样腐败的政杈，难怪小小的日本可以佔领中国大半江山，飞机加大炮的八百万军队竟被小米加步槍的共产党军队趕岀大陆。但这个政权殺害平民百姓决不手软。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每天派飞机来轰炸，当时的温州没有机场、没有火车、没有汽車，只有一条荒废多年的砂石公路，当地人叫它为铁马路，也没有一条可以走车的桥樑。它炸的都是老百姓，当时解放军没有防空兵，只有任其低空轰炸，每天死伤无数。有一天中午，突然警报响了，我正好从小学放学走在铁马路上，两旁又没有建筑物，只有快步往家走，很快头顶上出现了飞机，我开始快跑，飞机又腑冲又扫射，听见头顶上飞机大声发出咔咔咔扫射声，心想今天必死无疑，只见弹壳落在身旁一米多处，平安跑囬家，后悔没有捒囬那枚弹壳。

当战争仃止，轰炸也仃止了，以为可以过安穏的日子了，没想到苦日子远没过去。战火一仃，土地改革运动立即开始了，

我们家在觧放前夕买了20多亩地，没等办妥手续就觧放了，根据土改法，要在解放前连续收租三年才構成地主成分，但当地农会主任孫德民和乡長潘立南硬把“工商业兼地主” 的帽子给了我们家，没收了全部土地，包括祖传提供自家粮食的那8亩地，没收了全部出租房，搬走一大半傢俬，这些财产倒无所谓，家庭受管制，地主家的孩子更是受尽歧视，抬不起头来。

他们经常要开群众大会，开会地址在法严寺或天主敎堂，两个地方只有一套长橙，我们是没有资格开会的，他们会命令我们搬凳子，妈妈会带我们大一点的子女去搬，我每趟只能背一条長凳。

我们家被管制，当时爸爸逗留在上海，经常三更半夜遭民兵查亱，民兵连敲带踢进门，我们几个子女都害怕，用被窝蒙着头，不敢听更也不敢看，只有可怜的妈妈起身应付，查看爸爸信件是他们查亱内容立一，这些信休要原封不动地给他们拆看，临走前还要被骂一顿。

1978年邓小平上台，纠正了部分错案，当时原农会主任孫德民巳死，原乡長潘立南曾因贪腐罪判监十几年，也早已出嶽，终于在土改三十多年后他们承认搞错了，但财产无法弥补了，同意给家庭成员的工作单位发信更正成分，可惜那时我父母巳退休，我也巳来香港定居，对其他姐妹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家庭成份巳成历史的东西。只是我们家人背着这个包袱熬过大半辈子。

我的童年，生不蓬时，不堪囬首，在战争年代出生，在飞机的狂炸下成長，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中度过。今天，我巳迈迸古稀之年，唯一令我安慰的是我的三个孫子都能过上幸福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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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大跃进

  半个世纪前的1958年，中国大地一片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就算是温州这么个不太显眼的城市，街上也走着很多去市委（中国共产党温州市委员会，温州最高权力机关）报喜的人群。那是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运动席捲中国大地。
  当年中国距解放不足十个年头，人口又多，国家经济一穷二白，万业待兴。但毛泽东却信心百倍，说人多好办事，人定胜天，只要发动群众，什么人间奇蹟都可以創造。农业上要全国开展高产试验田，特别是水稻。于是在全国掀起一场水稻高产的兢赛一浪高过一浪，当年叫放卫星。

（小孩坐在造假稻田的稻穗上）

  那时，南方的高产地，水亩产量也不足一千斤，亩产千斤自然成为各地的攻关目标，报纸上很快就说破了关，天天还有卫星记录，几千斤也不在话下了，没多久又说破了万斤大关，各地还有庆祝逰行，但人们心想，几个月就将水稻产量增加十几倍，有这么神奇吗？人们只是心里怀疑。可谁也不敢出声。卫星还是一个比一个高地不仃放着，一个报导说，亩产已破三万斤了，有以相为证，一个女孩坐在稻穗顶上，真的不由你不信，我心中也不解，而那张照片却深深刻在心中，五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在网上找到那张照片。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那是县领导叫农民将二十几亩快成熟的水稻一夜间移到一起，找个孩子坐上去，叫记者来见证。你看，中国人的创意有多偉大。
  亩产三万斤仍未能令人服输，卫星还是不停在放，五万、七万、十万，像断了缐的風筝，越飞越高，直至有报导亩产十二万斤的，真的很离谱。最后中央发表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社论，说这才反映中国人的志气和大无畏精神，正是这篇社论结束了这场吹牛大赛。
  回到工业战缐，机械、电机、汽车样样急待发展，这些都需要钢铁，这么大的囯家，当年钢铁年产不足一千万顿，而美国在五前己突破一亿顿了，这个大炼钢铁的方针自自然然地诞生了。

（小高炉群）

  要求农村、城市、工厂和学校都要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农村田间、工丆空地和学校操场到处建起小小的土高炉，到处可见图片那样的小高炉群。
 毛泽东对全面趕超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一直信心十足，在他看来，靠着小米加步槍都能打跨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八百万大军，认为搞建设没有那么难，上半年的五月提岀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趕上美国的宏圖大计，见到群众热情高涨后，几个月后的九月已不再把英国放在眼里了，说现在只需六年就可以超过美国了，多么鼓舞人心的雄心壮志呀！，其实说真的，很多人也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更不清楚它的发展水平，“超英趕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家它的发展水平，“超英趕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家喻户晓，也就是说英美二十年的成就，中国人一天就可以办到，多励害呀！
  在温州。 大炼钢铁是夏天开始的。那年我刚读完高二，正要升高三。我就读的温州一中历属省重点中学，只设高中部，现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当年温州没有大学，温州一中可说是当地的高等学府了。要求样样运动走在最头，大炼钢铁更也不例外。
  我们接到通知后回到学校，高三同学部分留校炼钢，部分上山烧炭，我和班上的同学受命上山烧炭，开过誓师大会后的第二天就岀发了，目的地是温州以北一百多公里外的仙居县，多好听的名呀！仙人居住的地方，因山势高而得名。
  我们从温州东门安栏亭码头出发，北上渡过瓯江到了永嘉县，该县地势不高，还有些砂石马路可以走車，但要从南到北穿过整个永嘉才到仙居，领队告诉我们，必须在永嘉住一晚，次日有一整天在仙居爬山行程。
（美丽的仙居风景）

                                 

  未到仙居已不见了永嘉的砂石公路，不要说公路，要连一条像样的小路也没有。我们只有背着行李沿着山间小道向仙居深山进发，山势越来越高了，它的風景倒是十分优美的，现今已被列为国家4A级旅遊景区（最高为5A级）。

（仙居有很多如此危险的山腰栈道）

  我们沿着险峻的山间小道往前走，往上爬，爬上一个山坡又要爬坡，走过一个弯道又一个弯道在眼前，没完没了的山坡，没完没了的山腰弯道，它有很多像照片所见的山腰棧道，不过当年窄得多，很多路段只能一个人小心翼翼过，一边是高耸的山体，另一边是万丈深渊的永深江，它是瓯江的一条支流，无数条溪流又汇聚汇该江。我们过栈道时都是提心吊胆的，谁都不敢讲话，只听见流水声和树上的鳥叫声，可谁也不敢望一眼，一不小心将会跌入深谷，必死无疑。
  傍晚时分终于到了山上的目的地，一家农户接待我们，他们也是我们的燒炭指导老师。山村人煙稀少，农户也是分散居住的，看来周围也只有这一家农户，显得格外的冷清。望 山上可见一排排原生竹林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
  农户亊前为我们用竹子建了座两层房子，面积不小，呈四方形，足夠我们全班50多人住，他叫我们全部要睡楼上，在楼下亱晚难免会有野兽出没。
  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手脚并用靠一条竹立梯爬上楼，楼板是竹条编的，走起路来会吱哩咯啦发声，楼上没有门、没有窗、没有电灯、更没有厕所，楼下也没有厕所。不，楼下漫山遍野到处是厕所，没有臭味，空气十分清新。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开工了，农家为我们准备了锄头和斧头，锄头是建炭窑必须的工具，斧头又是砍树不可缺少的。砍倒的树木还要按要求截成长短不一的木料。
  烧炭要先建窑，要我们在山坡上挖一个鹅蛋形约深一米，宽约五约，长约十约的土坑，木料竖着插入土坑内，短木料在土坑大头位置，长木料木置于土坑小头处，土坑的大小头都留个洞，其他看到木枓的位置都用泥土盖上，小头的洞口接上一个煙囱。这样，炭窑建成了并巳装入了木料。
  从大头预留洞口放入乾木柴，一点火，正式开始烧木炭了，2号、3号…炭窑也在陸续开建中。
  几天后，师付叫我们准备水，说一号窑可以开窑了。打开窑顶，只见靠近煙囱的部分烧得正旺，中部已烧过势了，而最早点在后部巳成灰烬。师付还说这窑烧得很成功。天哪，一窑塞得满满的木料却只拿回煙囱附近三分之一的木炭，叫人哭笑不得。
  木炭装入竹篓，每篓的30斤，这一篓篓木炭要挑到永嘉県的砂石公路边。同学们想起来时走过的那段路都不禁“哗”的一声，师傅连忙说不用都去挑，每天有十来个人就够了，这才令部分同学特别是女同学松了口气。
  挑炭的人由自报公议方法决定，我们班农村来的几个男同学都报了名，我虽然在城市长大，自认体力不会比他们差，也和另外几个城里的男同学一起报了名，一支挑炭队伍就这样组成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出发了，毎人挑两篓，有一个农村来的同学说他可以一次挑三篓，我想，他在农村挑习惯了，我可能也能挑三篓，但一天只能跑一趟，不可能超过那个农村来的同学，心想，他一天只能跑一趟，我决定一次挑两篓．用速度去争取每天跑两个来回，那我可以超过所有挑炭的同学。就这样，大家天一亮发，他们每天一趟，傍晚时分回到宿营地，而我呢，必须快跑，确保天黑前回来，每天要跑超过１３小时的山路
  日复一日地就这样坚持着．有一天，在第二趟刚开始回程时，高山的天气说变就变，突然下起雷雨来，又是打雷，又是大風，山路上一点挡雨的地方也没有，山路变得十分湿滑，想快点走都不可能，特别是要穿过几个山边棧道，大風大雨下怕山体一侧滑坡，另一侧是很深的山谷，又没有栏杆，真怕大風把我吹下去，明知步步都很艰辛，都很危險，沿途又没有农家，我没有退路，除了后悔不应呈能天天跑两趟外，眼前只有咬牙趕路。
  天渐渐变黑了，山路渐渐变得糢糊了，我知道天黑前趕不回去了，我没有办法，我很渺茫地只有继续趕路。上天终于帮了我，在我绝望时，雨停了，天色转睛，月亮出来了，以前有中国人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受批判，但山区的月亮的确格外明亮，在月光帮助下，我终于平安回到宿营地，同学同也为此高兴。
  9月13号是我的生日，这年的生日就在烧炭前缐渡过，也是我第一次不在家过生日，妈妈知道我喜欢吃面条，她会为我买一斤面条（外面面店一碗只有二两左右），加上大块大块的五花肉和豆芽，再打上两个鸡蛋，当年的生日没有生日蛋糕，当时谁也没见过这个东西，也没有长寿面，有的是跟平日一样，摆在面前的是两趟挑炭，要跑完共一百三在 山上还收到从学校转来的我大姐的信，在外地工作的大姐，回到家里生下她的第一个男孩，取名钢亮，可见大炼钢铁运动巳深人心。
  说起这个孩子，当时留在温州家中抚养，可惜当他七岁正要上学时，毛泽东又发动了更加荒唐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一搞又是十年，令这一代人没有了正规敎育，好在他靠自学和后期的电视学校，能写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当上了浙江省某市檢察院的檢察长，总算难得。
  在山上很快半个月了，觉得很疲乏，小腿也腫了，明显涨痛，只是靠着意志，决不下火缐。
  再没多久，传来命令说，己胜利完成任务，可以回校了，真是求之不得。。临走时一再回望那片山坡，原来茂密的树林不见了，被我们糟蹋后，只留下几个窑坑和一片高低不一的树根，令人心酸..
  回到学校，我立刻去操场看看其他班同学的炼钢成果，原来也不是用铁矿石来炼钢的，而是挨家挨户叫人拿岀铁的用具，如剪刀、菜刀、铁锅等等，有的老师在再三动员下，把睡的铁床和门都送来了.
  这種所谓土高炉炼钢，先用木柴点火，再加木炭，烧旺后加上焦炭，最后放上"炼钢"用的石墨甘锅,把剪刀、菜刀等放入甘锅，大件的要整成碎件放入，用强力鼔風机送風，指望化成钢水，其实做不到，出炉时仍清楚可见入锅工件的原形。听说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炼钢的。
  接着，我去医院看了腫痛的小腿，医生叫我立即卧床休息，尽量少站立少走路。
  半个月后市委宣怖大跃进取得”偉大的胜利“，学校收兵复课了，我的腿也差不多了，市里在市人民大会堂开了庆功大会，我还意外地得了个温州市大炼钢铁三等功臣的称号，表彰我挑炭挑得多，当年最高只有二等，我拿了三等也很知足了，
  这个来势汹汹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没折腾几个月就匆匆收兵了。
  一场 劳民伤财，造假数字，放假卫星，把仅有的那点儿自然资源毁掉去烧炭，把好端端的铁锅铁壶砸了去炼成废铁的全民运动就就这样收场了。
  实际上毛泽东事后曾经检讨说，“他在推动大炼钢铁时，完全不清楚炼钢还那么复杂，还需要炼焦炭，还需要运输保障，还需要专门的炉子和技术等等了。”你说可笑不？
  毛泽东本人也认识到“大跃进”带来的灾难，他对追随者说：“孔夫子、列宁都犯过错误，我也不例外”。
  我在大跃进的经历令我受到锻炼，令我难忘。更令我难忘的是国家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农村的虚报丰收，国家因而加税，有的农民连谷種都拿去交了农业税，导致1959年至1962年的所谓三年农然災害，日后得悉这三年中国大地雨调風顺，完全不是天災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祸，导致约两千万人饿死，其中一半是儿童。
  由于一个人头脑发热，提出大跃进这么个荒唐的方针，导致这么多人饿死，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哪！我怎能忘记这段有血有涙的历史！！

我的父亲----一个生不蓬时的強人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国,第二年即1913年父亲出世在一个贫穷的以手工业维生的家庭,他到了上学年令,中國仍是私塾制度,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千多年的私塾结束,改為西方的学校制度,在那个年代很少人读書,父亲从入读私塾开始直至小学畢业,他雖只有小学畢业程度在当时也可算是一个大秀才了
  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从小勤奋好学,跟着师父学就一身真功夫,也能写得一手好字,自学的珠算(算盤)也很出色,我小时侯也跟父亲学过打拳和珠算,打拳只学了点拳花,没有别的收获,珠算倒能熟背口诀,至今仍记得七七八八,什么"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蓬三進一(被三除的口诀)"等等
  父亲二十岁结婚,婚后协助家里的竹行生意,他滿以為憑着他的聪明能幹一定可以大展拳脚,可是人算不如天數,我的父亲却生不蓬时
  1937年七七泸汫桥事变引發了全国范圍的全面抗日战争爆發,各行各业因战争陷入困境,百姓陷入水深火热,我家亦不例外,当时我父亲轻轻年纪己有了两个女儿,第二年我又出世了,為了擺脫困局,父亲凭着自己一身武功作自卫,在槍林弹雨下冒着生命危險做起行商的生意,他单槍匹马行走在浙江与云南之间,把浙江的絲綢及云南缺乏的日用品帶到云南,又把云南的药材运回浙江出售,那几年他赚到了钱,
  记得父亲还曾从云南帶回一支珍贵的犀牛角,那是一支独角犀牛的角(犀牛有单角和双角之分),从中间对开成两个半支,帶回家的正是半支,它是实心的,半支也足有二.三公斤重,依今日的市价值人民币数百万元(几年前见报才知每克售近千元),当年的犀牛还不致于濒临绝種,犀角价值可能沒有现在这么高,但也属于珍贵中药,
  我家这支犀角,除自用外,多數时间被人替去取用,在施药积福的想法下,从未拒绝人家的借用,人们用碎碗片去刮,每次回到我家可以看到中间又凹得更深了
  父亲的行商是很危險的,他曾对我们说,最危險的做法有时是最安全的,在兵慌马乱的年代,人们以為睡觉时抱着錢财或把它放在枕头下应最安全,但频频發生被人搶走甚至引来殺身之祸,我父亲却把錢财丟在蚊帐顶上,自己就呼呼大睡了,他说沒有人会估到那个最易被人拿走的地方竟会罷放钱财,因而从未有失,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画上句号,那年我祖父逝世,父亲也從几年的行商中赚到了钱,他为我祖父風光大葬,同一年国共内战爆发,一场更激烈的战争就在眼前,我父亲不再做行商了,而在我家对面的湖心寺开了一个染纱厂
  湖心寺是个四面环水的寺院,面向南圹河,棉纱染色需要大量河水漂洗,湖心寺確確是个好选址,工厂是为温州南国布厂提供染色后的棉纱,有近十名工人,生意颇穩定,
  到了1948年,己经是全国解放的前夕了,南方的有大量土地的人士即地主都在低价抛售土地,父亲手上有钱,一下买了二十多亩,加上我家原有的八亩多地,总共拥有三十多亩土地,这算不上大地主也夠上中.小地主的土地持有量,但是第二年温州解放,我家新买的土地未能来得及办妥正式过户手续,
  1949年温州解放,父亲结束了染紗厂,也阁置了准备新建住房的计划,卖掉了己准备的建筑材料,他去了温州西面的青田县,与朋友开了锯木厂,他多数时间长驻上海
  1950年分田地斗地主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南北轰轰烈烈地展开,我家住处的茶院寺雖距离市中心不远,但当年属近郊,有农会组织,当年的县长是潘立南,农会主任叫孫德民,
  按土改法规定,持有土地三年以上即收租三年才構成土地持有者资格,我家的新买的土地未完全办妥正式手续,只收过一次租,这次收租时温州己解放,佃农多数不肯交租,父亲只有自己掏钱买谷子去交农业税,尽管如此,潘.孫等人划定我们家的成份是工商业兼地主,一场恶夢就这样开始了
  那个年代明知受冤也不能上诉,也没有道理可言,否则属抗拒,罪加三等,我们只有忍受,土地收归国有,农会还派人搬走一半的傢具,父母受管制,当时父亲在上海,农会的人经常三更半夜来敲门,母亲起身开门,我们这些小孩躲在被窩里逼着呼吸不敢动弹,来人態度極为恶劣,要我妈妈拿父亲的来信给他看,他会验明信件是没有经家人拆看过的,更没有通信自由可言.
  父亲在上海坚持了一段时间,他不忍心我们的母亲和孩子们受拆磨,他义然回到家乡,他被软禁在法严寺,白天去替农会幹活,晚上睡在法严寺,不准回家,也没有人看管,三餐由家里送飯,一住就是几个月,那时我们己同二叔家分家,但我们一家九口也要吃飯,只有愉愉变卖手饰包括那支己剩下重量有限的犀角,但是在他们眼里我们仍是有钱的大户人家,总是千方百计再想榨取钱财,他们得寸进尺,还准备召开批斗大会,
  父亲心想除了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这个成份外,他在解放前做过保长,在一次保长的集訓中,要求集体簽名加入国民党,但事后没有发给党证,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除了这些还可以批斗什么呢?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环境下什么事都会发生,全家都在捏着一把汗.
  过不了多久终于决定召开批斗大会了,大会定在东嶽殿,该殿隔一条公路有一个戏台,那晚台上灯火輝煌,上千群众站在公路止(当时还没有通車),父亲关押的法严寺距此只需步行约五分钟,当晚父亲吃得飽飽得准备上台,可是开会时间过了,台上空无一人,后来农会的一个幹部上台宣佈,批斗大会改期,
  我们后来打听到因为有群众反对,也没有什么罪行要开批斗大会,上级有关部门不批准,所谓群众反对,是因我父亲在当地也邦过一些穷苦无助的人,有个叫阿永的鱼贩,老婆肚子长个大瘤,因为没有钱开刀,只有任其一天天大下去,我父亲给了钱救她一命,那几天阿永联络了几个对我父亲有好感的人,拼了老命为我父亲求情,取消了批斗会,这些家庭同我们一样高兴
  过不了多久,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有农会的人替我父亲说话,说准备放掉我父亲,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台下没有人出声,第二天父亲回到家,再也没有批斗一事了
  1952年土收运动结束了,我父亲回去青田县打理他的锯木厂生意,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谁知第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那时殺人不需法院审理的,地方民兵可以就地执行的,有一次,在我们小学附近,民兵抓了一个人上台,我正好放学路过,见到被抓的人是我姑父青田同乡兼好朋友,住在我们家附近,姓朱的,我们都叫他老朱伯,因为认识他,我就仃下来看看,当时老朱伯双手用麻绳捆在背后,民兵说他是土匪,他一口否认,争论了十来分钟后把他押到台下的公路边去打靶,我不敢去看,但听到槍声,回家说老朱伯被槍毙了,才令家人驚慌不己
  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终于平安渡过了,接着就是1956年的公营运动,实际上是没收私营企业,这场运动又有我父亲的份,他参股的青田锯木厂要改为电影院,当时我父亲的资本是人民币1700元,今天看是个小数目,但当年一般人一个月工资只有20元左右,看来也不是一筆小数,电線影院没有钱赚,父亲当成破财挡災心甘情愿地回到了温州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那是知识界的事,我们一家倒是平安过去了,接着1958年全国大跃进运动开始,全国的工厂,学校大炼钢铁,我也仃课上山砍树燒炭,同学们纷纷拿家里的剪刀.菜刀甚至铁门,铁床捐给学校,用土高炉将它们化成一堆铁,大炼钢铁成功了,敲锣打鼓送去报喜,我母亲她们入了人民公社,在那里吃大锅饭,全家跟着胡闹,中央也有人反对,于是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这跟底下老百姓倒关系不大,但是生産力的严重破坏,以及毛泽东与苏联赫鲁曉夫为争做国际共産主义盟主,中苏决裂,苏联撤走专家並追债,1959年下半年开始当年被称为三年自然災害时期,現在改称三分災难七分人禍,人们吃不飽穿不暖,所有商品计划供应,大至粮食,布料,肉,蛋,鱼,小至豆腐,火柴,我的嬸嬸也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腫,直至1964年人们的日子才稍微好过一点,但一场全国性的大災难就在后头
  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砲打司令部"一文揭开序幕,继而,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杈派,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宇号响沏大江南北,所谓牛蛇神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也就是把解放以来十几年的运动对象又拿出来清算一遍,我的父亲当然又遭殃了,没完没了的交代,又要被抄家,文革后期的一个严冬我回家探望父母.父亲夜班回家,半夜来到我的床前,取下自己的棉大衣加盖在我的棉被上,他说外面很冷还下着大雪(温州是很少下雪的),那时他己年过六十,身体又多病,只是因为有"历史问题"不准退休,还要做夜班,作为儿子的我除了铭记在心又有什么办法呢?
  1976年毛泽东去世,紧跟他的'四人邦'被送上審判台,十年浩劫终于结朿,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关门打狗的政策开始松动,1979年我们申请去香港定居,也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父亲向他工作的温州绝缘材料厂申诉自己成份一事,经工厂出面查证,原来当地派出所根本沒有工商业兼地主的记录,当年主办的县长潘立南也因刑事犯罪坐牢多年,那个农会主任孫德明土改当年本身是个地主,只是隐瞒土地还当上农会主任,土改后期查实后戴上不法地主的帽子,工厂找到了潘,孫俩人,他们承认错误並在有关作证文件上簽字,1981年左右我们的家庭成份更改为独立劳动,但这己不能改变我家三十年的血淚史
  我要写我父亲生不逢时的历史,我想了几天,不是我不记得我父亲的遭遇,更不是我需要上纲查证史实,我不需查证任何资料,我对解放后一个接一个运动印象深刻,只是作为他的长子,我不堪回首去回忆他的血淚斑斑的历史,
  改革开放后,人们向钱看,再也没有人欺视当年的地主,资本家了,因为他们曾经有过钱,他们的头上倒湊加了几分光彩,成份的改变对我们一家確己没有多少用处
  成份改变后,父亲己届古稀之年,他允许退了休,晚年的身体多病,几十年的遭遇就这样过去了.真的不堪回首！！

电视机的烦脑上个世纪六十与七十年代交界的日子，祖国大地正在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战无不胜的毛澤东思想指引下，东方红的歌声响澈云宵，大江南北文革红旗迎風招展，大街小巷的家门，店铺的大门都塗上红色油漆，表示了过十亿中国人要实现祖国大地一遍红的雄心壮志，与此同时，听说当时国外己有彩色电视，但中国的电视乃是一片空白，英明的领袖那里可以容忍这么大的红白反差，一声令下，一埸电视大战在全国打响。
各省市争先恐后抽调各單位技朮人员成立了电视大战兵团，我有份参加江苏省兵团，主攻电视电影机，那个年代没有VCD,DVD這些东西,研发的这種机器是拿回电影院放映的膠卷通过该机把光讯号经掃描变成电子讯号
我们去过广州和东北的广抪器材厂和中央电视台,也拜访了当地的兵团,说实在的,在”全国一盤棋”的方针下,各地都能热情地接待我们,但也都没有说什么,可能大家都在起步,就算有点心得也不会讲,省得我们爬了头,这也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我们的心中只是盘算着借出差机会买点什么东西带回家,在广州我们找到夾心水果糖,这種硬糖包裹着浓浓的果汁,别有風味,我还在北京前门找到了不用購糖票的白砂糖,每次限購一斤,还在东北找到不用票的肥皂,公出毫无收获,但滿載这些当时南京缺少的东西,个个都很开心.
说到中央电视台,各地把自已认为成功的设备抢先送给他们试用,当年电视广播只在晚上播出,白天时要接待外国同行,他们把新鲜出炉的国産成果展示在洋人面前,洋人一走,工作人员忙碌着收起这些宝貝,让進口设备登埸,鸟槍换成大砲,准备晚上的播出,白天的来宾回到宾馆观看了电视效果,当然对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赞口不绝,
随着全国电视热的掀起,作为生産下游産品的电视机厂也纷纷成立,优先推出的是9吋黑白电视机,这種机前期讯号用晶体管处理,功率放大只得用电子管,很快发现电子管的热量干扰了静静在它旁边工作的晶体菅,大功率的三极管也在日以继夜地研制中,没有多久全晶体电视机面世,还把显象管由9吋改为12吋,两者除显象管大小有别,其他是通用的，因此与9吋相比,12吋的售价增加有限,当时每台售价500元左右,那个年代没有私人做生意的,更没有猪笼入水的贪者,普通工人月入30元左右,人们只能去商店看看,有能力購买者少之又少..
当年的小康之家要有三大件,手表,自行車和缝纫机,这些我们都有了,夢想如再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怕是比9时更小的也就心满意足了,不少无線电爱好者都嘗试自巳装一台,一些像”无線电”这种刊物上也登载了有关资料,我也骑着車子在南京过街穿巷尋找便宜的另件,五金件和电源变压器,帧输出变压器,行输出变压器等工程也相继动工,除了上班和睡觉,所有时间都用在电视机的制作上.
经过几个月的奋斗,一台9吋黑白电视机终于等待调试了,当时南京用第一频道每天晚上七点开始只播出贰小时,调试的唯一仪器只是眼晴和耳朵,还要充分利用这两小时可调时间.
第一频道是低频频道,可以採用五级直放,每级有个可调磁心可以调节自振频率,各级不可干拢又要都与来自天線的电视讯号谐振,少点耐性和运氣都不少,先要设法听到声音,要耐心等待和確定是电视声音而不是广播电台的声音,继而双眼盯着显示屏,反复细调直至圖象出现,这才算大致完成.说起来两句话，这项调试化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南京是全国十大城市之一,说来也可憐,供电严重不足,标准电压是220伏,50周波,但傍晚用电高峰时甚至降至150伏46周,而深夜又会高达240伏,正是因此,.工厂出産的电视机都不免因电压大低画面呈腰鼓形,又因频率偏离了50周,3至4周的差频严重干扰了帧扫描,圖象晃动,看起来很不顺眼.
电压不足的问题我在设计电源变压器己作打算,给变压器输出加上五个抽头,用一个波段开关来调节,还有三个氖泡显示电压,可以保证电视机在220伏左右工作,我又设想从电源取得一个低电压,送向设在显象管偏转線圈处的一根导線,调正电流大小,産生的3-4周的反干扰,果然可使晃动完全消失,为了节省成本全机同电子管,除了耗电之外,工作十分稳定,清淅,至此一台没有外壳的电视机大功告成,一家四口可以享受电视之乐.
好景並不长,不久一个卖肉的年青人偶然会来家看电视,我们还泡茶给他,换来的好处是到他那里买肉不用排队,还能给好的肉,我们也就不觉得麻烦了。
我们住的湖南路115号,是幢三層高的红砖房,住的全是工厂同事,全数12户,时间一久,他们都知道我们家有电视机,也是整幢楼唯一的一台,电视台每晚七时至九时播放一部电影,每晚我们刚到家,6点稍过,鄰居小孩拿着小凳在电视机前霸位,迟来的大人坐在床上,再迟到者只有站着,当年没有客厅,我们只有一大一小两房,电视机放在大房间五斗厨背点,刚到七点,房间已挤得水泻不通了,房门口是小小的厨房,我们俩个大人往往只能站在厨房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两个孩子往往得到观众的‘照雇”進去有个位，九点左右，电影散埸了，观众带着自己的笑容和板凳走了，留下的只是花生壳，瓜子皮之类，我们要打扫卫生，忙过一陣趕紧要睡觉了，因为明天还要起早买早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烦脑透了，当时下决心装台电视机时万万没想到如此麻烦
几年后的1981年4月中旬，我们获批去香港，工厂有个复员（退伍）軍人找我，想买下我的电视机，其实他本人从未来过我家，只听工友说电视机质量很好，我说我为这台电视机的制作化了40元成本，化了400多小时，现只想收回40元，那人二话未说，只要求提供售后服务，我答应他保证他正常收视为止，取机的第二天送来40元，说收视很理想，一再谢谢我，这40元相当于他一个多月的工资哩！

兄弟姐妹情深谊長

我们六个兄弟姐妹现今都巳做了爺爺.奶奶.公公.婆婆了,最小的妹妹亦己到了花甲(60岁)之年,但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几十年如一日地互相关心,情深谊長,好像仍生活在祖母管家的大家庭中
六人中我们大的三個,各差两岁,小时玩在一起,一起上小学,成人之后都在外地工作,小的三個年令相差也是两岁,他们成長过程我们巳陸续离开了家,他们都在温州成家,温州工作,彼此有更多的接触
在我的眼里,我二姐是最能幹的,她比我只大两岁,我小时她总是监护着我,為我出面,记得我读小学时,我的同桌同学很挑皮,总是欺负我,我二姐知道后就去我的同学上学的路上等他,当面向他发出警告,那个同学再也不敢了,二姐初中畢业考入了護士学校,第一个离开了家,工作几年后又去攻读中医,成了家里第二个大学畢業生,
我的大姐初中畢业就工作了,仍住在家里直至结婚,两年后我也离开温州去读大学,所以在家里我同大姐相处时间最長,我们又是读同一所小学,同一所初中,我还保存着与大姐的一張珍贵照片(见插图),
我去上大学时,家境己不好了,爸爸為路费和上学的生活 费 而 發 难,直至报到截止前才让我去,其实弗用仍不能落实,只是化了五元买了一張去上海海轮的统倉船票,帶上38元由上海去哈尔滨的慢車火車票的錢,多余的錢己寥寥可數了,到校后我申請的助学金只获批三等,每月10.5元,而一等是18.5元,也就是说按当时学生最低生活弗缺少8元,我大姐知道后,她从她每个月的29元工资中给我寄来10元,当时大姐巳有一个儿子,后来又湊多一个,如此坚持了五年,姐弟如此情谊令我终身难忘,我也十分感谢我的大姐夫五年如一日地支持我
92年夏天父亲因胃出血,上午入院,傍晚就匆匆走了,他名下的24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作安排,按国內法律女儿跟儿子有同等的继承杈,但我们家的四个姐妹都自愿放棄继承权,她们却承担了照雇年迈老母亲的责任,这一切令我这个長子问心有愧
日前我的弟妹正在尋找墓地,希望百年之后兄弟姐妹还在一起,我很羨慕,只是子女都在海外,难以成行
如果真有灵魂的話,我会多点回到温州去,去看看我的祖父,祖母.爸爸,妈妈和弟妹们,回到家乡,回到我的老家,那里是我的根

我生长的家庭

我的祖父陳金元在一百多年前由甌江北岸的永嘉县上村移居温州南郊巽山(见插圖)脚下的茶院寺,茶院寺当年是个地名,因当地尼姑庵叫茶院寺而得名,

上村与温州只是隔江相望,那里是我们陳家的根,上村的陳氏宗詞里存放的宗谱里有我们的名字,

我祖父当年是个贫穷的青年,年近三十仍未成亲,一百年前的社会也算是个王老五,后来找到比他小十岁的我的祖母,她雖家境也不富裕但確是土生土長的温州城里人,当乐隊送花轎到陳家时,照当时風俗新郎要给乐隊的錢,但我祖父竟然不夠錢,还是刚过门的祖母拿了自己的私己錢塞给祖父才觧了圍.

我的祖父母都是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大文盲,但我祖母是个十分精明和能幹的女子,她来到陳家后,為她们的前途也為陳家的前途打拼,她开始日以继夜地编打草鞋,那个年代沒有电灯,也沒有煤油灯,晚上只靠暗淡的菜油灯照明,就这样靠卖草鞋维持生活和一点一滴積儲,

他们住的地方就在南塘河边上,后来做起了买卖竹子(当地人叫毛竹)的生意,竹子运输靠水路,擺放的竹子也不能离开水,否则会乾枯和开裂,在水边做这種生意不能说他们不是利用天时地利的生意,我祖父在河边打理竹子,我祖母做掌櫃,一个过米高的櫃枱,枱面有个圆洞,祖母坐在高橙上,当年的流通貨币是银元,市面上有很多假银元,我祖母常说.真假银元由我一看一过手沒有走漏的,真的银元被我祖母经过枱面上的圆洞送入櫃桶.

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生活得到改善,还先后生了我的父亲,叔父和一个姑妈

祖父活到70岁,古人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真的到了古稀之年,留着浓密的白白的胡鬚掛在胸前,显得格外的慈祥,他睡在河边平房里,我是他的長孫,也是他在生唯一的孫子,难免特别溺爱我,经常叫我陪他睡觉,他临睡前不会讲故事给我听,他会斜靠在床头的一块木板上抽他的旱煙,那块米白色木板上竖写着红色的"陈同盛"三个字,那是我祖父竹行的店名,我的记忆中他们沒有掛在店门口而是放在床头,其实光雇的都是熟客,掛不掛店名也无所谓吧

我祖父去世那年我仅七岁,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抗战的年月我父亲在槍林彈雨下做行商生意,往返在浙江.云南,相当危險,但收获甚丰,有条件替我祖父風光大葬,我还记得出殡那天还有七匹马,马上的骑士扮七星,場面壮观

大陸解放时,我祖母已64高令,但一直掌管着大家庭,我们同二叔一家沒有分家,一大家十几口人,由祖母当家,吃的是同一锅饭,一家大小都听祖母的,十分和谐.

解放前夕,北方的红色政权巳开始土地改革,分土地斗地主,南方的地主也纷纷廉价出售土地,我家又买了二十多畝.加上原有我家己有的八畝地,一家拥有三十畝田地算不上大地主,也跑不了地主的帽子,為了化整為零,我父亲同二叔分了家,当年的土改有法不依,也不讲什么道理,按主官意志,也擺脫不了地主的帽子.

晚年的祖母多數住在二叔家,年近九十还能外出买菜,在家煮饭,从未住过医院,88岁时外出不慎跌倒受伤,第二年过身,已是89高令了

解放那年我11岁,我的童年是在解放前夕度过,那时我家不算很富裕,但温州南门外也算是有点名氣的大户人家,家里的八亩田,雇散工种稻,种点甌柑,种点菜,父亲开一间染色厂,二叔继承父業仍做竹子生意,一大家过着温飽的安定生活

我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位姐姐,下有两位妹妹和一位弟弟,一起和知睦睦高高兴兴生活在祖母管治的大家庭里

温州---我的出生地

温州是我出生的地方,七十年前在那里出生和成长,那是浙江东南部东海之滨的城市,北依甌讧,氣候温暖,俗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得名温州,据记載,五.六千年前已有人类在那里生活,延用温州这一地名也己有1300多年了.

我在温州只生活了二十年,高中畢業后就没有回故鄉定居,那时的温州是个只有十八万人口的小城市,街上没有汽車,只有来来往往的行人和不多的两轮人力車,最高的建筑物不过是五層木楼房.

提起温州,人们会想到很难懂的温州话,流传的顺口溜是"天不 怕, 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讲温州话",语言专家指,自古以来由于西部山区交通所阻,温州话还停留在古吴语年代,这却成为古汉语的"化石",受到古语言学者的重视.

我家坐落在温州南郊茶院寺隔壁,茶院寺是个远近闻名的古尼姑庵,家的对面是一条清沏的南塘河,家门往西200米就到了風景秀美的巽山.山上有寺院.有古塔,是我们小时候常去遊現玩的地方.

巽山脚下有一条通向浙西金华的公路金华有火車,是温州最重要的陸路通道,因战乱,这条公路已多年没有通車了,以致我到了十几岁了,还没有看过汽車,当时的温州人把公路叫做铁马路,至今仍有人叫长途公路为铁马路,人们把汽車叫铁马倒很形象,有一天去金华的铁马终于开通了,我也向車站挤去,只想一睹铁马的風采,见到那些嘉宾坐在車上,隨着喇叭声远去,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坐一下就好了

温州另一条海路通道道是坐船去上诲,每天都有船,也比较经济,一度成为温州人外出的必然选择,如今的诲陸空交通十分发達了,据说己没有人再搭船了.

今天的温州,高楼林立,市内交道也方便,市区人口達80万,温州地区人口高達770万,随着两年后的南北向沿诲高速铁路的通車,明天的温州势将更加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