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November 26, 2012

我的父亲----一个生不蓬时的強人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国,第二年即1913年父亲出世在一个贫穷的以手工业维生的家庭,他到了上学年令,中國仍是私塾制度,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千多年的私塾结束,改為西方的学校制度,在那个年代很少人读書,父亲从入读私塾开始直至小学畢业,他雖只有小学畢业程度在当时也可算是一个大秀才了
  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从小勤奋好学,跟着师父学就一身真功夫,也能写得一手好字,自学的珠算(算盤)也很出色,我小时侯也跟父亲学过打拳和珠算,打拳只学了点拳花,没有别的收获,珠算倒能熟背口诀,至今仍记得七七八八,什么"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蓬三進一(被三除的口诀)"等等
  父亲二十岁结婚,婚后协助家里的竹行生意,他滿以為憑着他的聪明能幹一定可以大展拳脚,可是人算不如天數,我的父亲却生不蓬时
  1937年七七泸汫桥事变引發了全国范圍的全面抗日战争爆發,各行各业因战争陷入困境,百姓陷入水深火热,我家亦不例外,当时我父亲轻轻年纪己有了两个女儿,第二年我又出世了,為了擺脫困局,父亲凭着自己一身武功作自卫,在槍林弹雨下冒着生命危險做起行商的生意,他单槍匹马行走在浙江与云南之间,把浙江的絲綢及云南缺乏的日用品帶到云南,又把云南的药材运回浙江出售,那几年他赚到了钱,
  记得父亲还曾从云南帶回一支珍贵的犀牛角,那是一支独角犀牛的角(犀牛有单角和双角之分),从中间对开成两个半支,帶回家的正是半支,它是实心的,半支也足有二.三公斤重,依今日的市价值人民币数百万元(几年前见报才知每克售近千元),当年的犀牛还不致于濒临绝種,犀角价值可能沒有现在这么高,但也属于珍贵中药,
  我家这支犀角,除自用外,多數时间被人替去取用,在施药积福的想法下,从未拒绝人家的借用,人们用碎碗片去刮,每次回到我家可以看到中间又凹得更深了
  父亲的行商是很危險的,他曾对我们说,最危險的做法有时是最安全的,在兵慌马乱的年代,人们以為睡觉时抱着錢财或把它放在枕头下应最安全,但频频發生被人搶走甚至引来殺身之祸,我父亲却把錢财丟在蚊帐顶上,自己就呼呼大睡了,他说沒有人会估到那个最易被人拿走的地方竟会罷放钱财,因而从未有失,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画上句号,那年我祖父逝世,父亲也從几年的行商中赚到了钱,他为我祖父風光大葬,同一年国共内战爆发,一场更激烈的战争就在眼前,我父亲不再做行商了,而在我家对面的湖心寺开了一个染纱厂
  湖心寺是个四面环水的寺院,面向南圹河,棉纱染色需要大量河水漂洗,湖心寺確確是个好选址,工厂是为温州南国布厂提供染色后的棉纱,有近十名工人,生意颇穩定,
  到了1948年,己经是全国解放的前夕了,南方的有大量土地的人士即地主都在低价抛售土地,父亲手上有钱,一下买了二十多亩,加上我家原有的八亩多地,总共拥有三十多亩土地,这算不上大地主也夠上中.小地主的土地持有量,但是第二年温州解放,我家新买的土地未能来得及办妥正式过户手续,
  1949年温州解放,父亲结束了染紗厂,也阁置了准备新建住房的计划,卖掉了己准备的建筑材料,他去了温州西面的青田县,与朋友开了锯木厂,他多数时间长驻上海
  1950年分田地斗地主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南北轰轰烈烈地展开,我家住处的茶院寺雖距离市中心不远,但当年属近郊,有农会组织,当年的县长是潘立南,农会主任叫孫德民,
  按土改法规定,持有土地三年以上即收租三年才構成土地持有者资格,我家的新买的土地未完全办妥正式手续,只收过一次租,这次收租时温州己解放,佃农多数不肯交租,父亲只有自己掏钱买谷子去交农业税,尽管如此,潘.孫等人划定我们家的成份是工商业兼地主,一场恶夢就这样开始了
  那个年代明知受冤也不能上诉,也没有道理可言,否则属抗拒,罪加三等,我们只有忍受,土地收归国有,农会还派人搬走一半的傢具,父母受管制,当时父亲在上海,农会的人经常三更半夜来敲门,母亲起身开门,我们这些小孩躲在被窩里逼着呼吸不敢动弹,来人態度極为恶劣,要我妈妈拿父亲的来信给他看,他会验明信件是没有经家人拆看过的,更没有通信自由可言.
  父亲在上海坚持了一段时间,他不忍心我们的母亲和孩子们受拆磨,他义然回到家乡,他被软禁在法严寺,白天去替农会幹活,晚上睡在法严寺,不准回家,也没有人看管,三餐由家里送飯,一住就是几个月,那时我们己同二叔家分家,但我们一家九口也要吃飯,只有愉愉变卖手饰包括那支己剩下重量有限的犀角,但是在他们眼里我们仍是有钱的大户人家,总是千方百计再想榨取钱财,他们得寸进尺,还准备召开批斗大会,
  父亲心想除了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这个成份外,他在解放前做过保长,在一次保长的集訓中,要求集体簽名加入国民党,但事后没有发给党证,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除了这些还可以批斗什么呢?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环境下什么事都会发生,全家都在捏着一把汗.
  过不了多久终于决定召开批斗大会了,大会定在东嶽殿,该殿隔一条公路有一个戏台,那晚台上灯火輝煌,上千群众站在公路止(当时还没有通車),父亲关押的法严寺距此只需步行约五分钟,当晚父亲吃得飽飽得准备上台,可是开会时间过了,台上空无一人,后来农会的一个幹部上台宣佈,批斗大会改期,
  我们后来打听到因为有群众反对,也没有什么罪行要开批斗大会,上级有关部门不批准,所谓群众反对,是因我父亲在当地也邦过一些穷苦无助的人,有个叫阿永的鱼贩,老婆肚子长个大瘤,因为没有钱开刀,只有任其一天天大下去,我父亲给了钱救她一命,那几天阿永联络了几个对我父亲有好感的人,拼了老命为我父亲求情,取消了批斗会,这些家庭同我们一样高兴
  过不了多久,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有农会的人替我父亲说话,说准备放掉我父亲,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台下没有人出声,第二天父亲回到家,再也没有批斗一事了
  1952年土收运动结束了,我父亲回去青田县打理他的锯木厂生意,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谁知第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那时殺人不需法院审理的,地方民兵可以就地执行的,有一次,在我们小学附近,民兵抓了一个人上台,我正好放学路过,见到被抓的人是我姑父青田同乡兼好朋友,住在我们家附近,姓朱的,我们都叫他老朱伯,因为认识他,我就仃下来看看,当时老朱伯双手用麻绳捆在背后,民兵说他是土匪,他一口否认,争论了十来分钟后把他押到台下的公路边去打靶,我不敢去看,但听到槍声,回家说老朱伯被槍毙了,才令家人驚慌不己
  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终于平安渡过了,接着就是1956年的公营运动,实际上是没收私营企业,这场运动又有我父亲的份,他参股的青田锯木厂要改为电影院,当时我父亲的资本是人民币1700元,今天看是个小数目,但当年一般人一个月工资只有20元左右,看来也不是一筆小数,电線影院没有钱赚,父亲当成破财挡災心甘情愿地回到了温州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那是知识界的事,我们一家倒是平安过去了,接着1958年全国大跃进运动开始,全国的工厂,学校大炼钢铁,我也仃课上山砍树燒炭,同学们纷纷拿家里的剪刀.菜刀甚至铁门,铁床捐给学校,用土高炉将它们化成一堆铁,大炼钢铁成功了,敲锣打鼓送去报喜,我母亲她们入了人民公社,在那里吃大锅饭,全家跟着胡闹,中央也有人反对,于是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这跟底下老百姓倒关系不大,但是生産力的严重破坏,以及毛泽东与苏联赫鲁曉夫为争做国际共産主义盟主,中苏决裂,苏联撤走专家並追债,1959年下半年开始当年被称为三年自然災害时期,現在改称三分災难七分人禍,人们吃不飽穿不暖,所有商品计划供应,大至粮食,布料,肉,蛋,鱼,小至豆腐,火柴,我的嬸嬸也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腫,直至1964年人们的日子才稍微好过一点,但一场全国性的大災难就在后头
  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砲打司令部"一文揭开序幕,继而,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杈派,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宇号响沏大江南北,所谓牛蛇神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也就是把解放以来十几年的运动对象又拿出来清算一遍,我的父亲当然又遭殃了,没完没了的交代,又要被抄家,文革后期的一个严冬我回家探望父母.父亲夜班回家,半夜来到我的床前,取下自己的棉大衣加盖在我的棉被上,他说外面很冷还下着大雪(温州是很少下雪的),那时他己年过六十,身体又多病,只是因为有"历史问题"不准退休,还要做夜班,作为儿子的我除了铭记在心又有什么办法呢?
  1976年毛泽东去世,紧跟他的'四人邦'被送上審判台,十年浩劫终于结朿,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关门打狗的政策开始松动,1979年我们申请去香港定居,也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父亲向他工作的温州绝缘材料厂申诉自己成份一事,经工厂出面查证,原来当地派出所根本沒有工商业兼地主的记录,当年主办的县长潘立南也因刑事犯罪坐牢多年,那个农会主任孫德明土改当年本身是个地主,只是隐瞒土地还当上农会主任,土改后期查实后戴上不法地主的帽子,工厂找到了潘,孫俩人,他们承认错误並在有关作证文件上簽字,1981年左右我们的家庭成份更改为独立劳动,但这己不能改变我家三十年的血淚史
  我要写我父亲生不逢时的历史,我想了几天,不是我不记得我父亲的遭遇,更不是我需要上纲查证史实,我不需查证任何资料,我对解放后一个接一个运动印象深刻,只是作为他的长子,我不堪回首去回忆他的血淚斑斑的历史,
  改革开放后,人们向钱看,再也没有人欺视当年的地主,资本家了,因为他们曾经有过钱,他们的头上倒湊加了几分光彩,成份的改变对我们一家確己没有多少用处
  成份改变后,父亲己届古稀之年,他允许退了休,晚年的身体多病,几十年的遭遇就这样过去了.真的不堪回首!!

No comments: